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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四十章：归航之后（1640-1668）

    一、王冠的重量（1640-1656）

    1641年1月，里斯本王宫，加冕仪式的前夜。

    杜阿尔特·德·布拉干萨——现在即将成为若昂四世，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第一位国王——站在新布置的书房里，手里不是权杖，而是一份冗长的请愿书。来自科英布拉大学的学者代表团刚刚离开，他们恭敬但坚定地请求：在新王朝中，大学自治必须得到保障，学术自由必须得到尊重，新基督徒学者必须被允许任教。

    这是加冕前夜他接待的第七批访客。贵族、教士、商人、学者、行会代表……每个人都对新国王有所期待，有所要求，有所警告。

    门轻轻打开，米格尔·德·阿尔梅达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两杯葡萄酒。“殿下，您需要休息。明天是重要日子。”

    杜阿尔特放下请愿书，接过酒杯。“米格尔，他们称我为‘殿下’，称我为‘陛下’，但你知道他们真正在说什么吗？他们在说：‘现在轮到你了。满足我们，否则……’”

    米格尔微笑。“这就是王冠的重量。但您不是毫无准备。我们有原则，有计划，有支持网络。”

    “原则在权力面前容易弯曲，”杜阿尔特走到窗前，看着王宫花园里正在搭建明天仪式的平台，“莱拉女士的《遗嘱》里警告过：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夺取权力时，是掌握权力后。因为那时诱惑来了：简化、妥协、遗忘。”

    过去两个月，临时政府的运作让杜阿尔特深刻理解了治理的复杂性。1640年12月1日的胜利是戏剧性的，但随后的每一天都是琐碎的斗争：军队重组、财政重建、外交承认、内部安抚。

    最艰难的平衡是新基督徒问题。在独立运动中，杜阿尔特承诺废除宗教歧视，换取新基督徒社群的资金和支持。但现在，天主教会强烈反对。“殿下，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，”里斯本大主教直言不讳，“宽容新基督徒会招致罗马的谴责，失去虔诚民众的支持。”

    杜阿尔特试图解释：“我们不是建立新宗教，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。这与信仰虔诚不矛盾。”

    但大主教摇头：“民众不理解这种微妙区别。他们看到的是：犹太血统的人获得了平等地位。”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商人和种植园主对殖民地改革的抵制更直接。巴西的蔗糖种植园主派来代表：“废除奴隶贸易？殿下，那等于摧毁巴西经济。没有奴隶，谁在种植园劳动？”

    杜阿尔特引用了莱拉记录的太平洋岛民社会：“有其他的劳动组织方式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些是野蛮人，”种植园主打断，“我们是文明国家。”

    每天晚上，杜阿尔特阅读莱拉的《给葡萄牙的遗嘱》和阿尔梅达家族的其他文献。那些清晰的理念在纸上如此有力，在实践中却遇到层层阻力。

    加冕仪式在1641年1月15日举行。仪式尽量从简——国家财政紧张，而且杜阿尔特不喜欢铺张。但在必要的华丽中，他加入了一些象征性改变：不仅葡萄牙贵族出席，还有商人、学者、甚至两位新基督徒代表（谨慎安排的位置）；仪式音乐不仅包括宗教圣歌，还包括葡萄牙民间旋律；加冕誓言中，他加入了特别的一段：

    “我承诺统治不是为了个人荣耀，是为了葡萄牙人民的福祉；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的错误，是为了建设更公正的未来；不是为了征服他人，是为了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存。”

    誓言引起了一些传统主义者的侧目，但大多数人鼓掌。毕竟，这是胜利的时刻，团结的时刻。

    加冕后第二天，若昂四世（我们从此这样称呼他）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。议题：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必然反攻。

    军事顾问报告：“西班牙在加泰罗尼亚的战事仍在继续，但奥利瓦雷斯已经发誓要‘惩罚葡萄牙叛徒’。我们估计，1641年春季或夏季，西班牙会从南部边境进攻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准备好了吗？”若昂四世问。

    “边境要塞已经加固，民兵在训练，但我们缺乏经验丰富的军官和现代武器。最重要的是：我们需要国际承认和援助，否则孤军奋战很难持久。”

    外交大臣汇报进展：“荷兰已经正式承认我们，并愿意提供贷款和武器。法国表示‘支持葡萄牙的合法权利’，但还没有正式承认。英格兰态度暧昧——他们不想彻底得罪西班牙。最重要的是：我们需要罗马教廷的承认，否则我们在天主教世界会被孤立。”

    “教廷呢？”

    “困难。西班牙在罗马影响力很大。但我们有一个优势：许多葡萄牙教士支持独立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向教廷施压。”

    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。结束时，若昂四世做出了几个关键决定：

    第一，派遣特使前往荷兰，谈判正式同盟条约。

    第二，加强边境防御，但避免主动挑衅西班牙。

    第三，启动国内改革的第一阶段：重组司法系统，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；建立国家档案馆，收集和保护历史文献；设立公共教育基金，支持学校建设。

    “改革必须从现在开始，”他强调，“即使战争迫近。因为如果我们只关注战争，忘记了为什么而战，胜利也没有意义。”

    1641年春天，葡萄牙复兴的日常现实开始了。在里斯本，街道上葡萄牙旗帜飘扬，人们语言中重新充满了自豪感。但同时，税收增加了（为了军费），年轻男子被征召入伍，物资开始配给。

    记忆网络在这个时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贝亚特里斯·席尔瓦从马德拉返回里斯本，提议将网络的部分功能“公开化”：建立“葡萄牙文化记忆协会”，表面上是学术和文化组织，实际继续记忆守护的工作，但以合法形式。

    “战争时期，国家需要凝聚认同，”贝亚特里斯在觐见若昂四世时说，“我们可以帮助：收集和出版葡萄牙历史文献，记录独立运动的故事，创作鼓舞士气的艺术作品。但保持独立——不是反对政府，是补充政府。”

    若昂四世批准了，但附加条件：“不要直接批评政府决策。在战争时期，团结至关重要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理解，”贝亚特里斯回答，“但我们也相信：真正的团结来自对共同价值的认同，不是对权威的盲从。”

    1641年6月，西班牙果然从南部边境发动进攻。第一次重大战役在蒙蒂霍附近展开。葡萄牙军队虽然经验不足，但有地形优势和民众支持。更重要的是，士兵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：不是为国王个人，是为重新获得的自由。

    若昂四世亲临前线附近（不直接指挥，但鼓舞士气）。战前夜，他与士兵们一起吃饭，听他们讲述家庭、家乡、对未来的希望。

    “你们为什么而战？”他问一个年轻的农家子弟。

    “为不再被外人统治，陛下。为我的孩子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生活。”

    简单而有力的答案。若昂四世想起了莱拉的话：“普通人的愿望往往比哲学家的理论更接近真理。”

    蒙蒂霍战役以葡萄牙的防御胜利告终。西班牙军队撤退，但战争远未结束。随后的几年，边境冲突持续，小规模战斗不断。葡萄牙需要同时进行战争和建设，这是巨大的挑战。

    1643年，若昂四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：召集全国议会（Cortes）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议会，而是包括贵族、教士、平民（城市代表）的三级会议。这是自1578年以来葡萄牙第一次召开全国议会。

    会议上，若昂四世提出了《葡萄牙王国基本法》草案，基于“磐石”项目的原则，但做了必要妥协：宗教方面，承认天主教为国教，但保障其他基督徒的信仰自由；殖民地方面，逐步改革而非立即废除奴隶制；政治方面，加强议会权力制约王权。

    辩论激烈。保守派反对“过多让步”，激进派批评“妥协不够”。但经过三个月讨论，基本法以多数通过。这是一个历史性成就：葡萄牙成为欧洲少数将君主权力明确限制在法律范围内的国家之一。

    “这不是完美的文件，”若昂四世在签署后对米格尔说，“但它是一个开始。法律可以修改，重要的是确立了原则：统治者也必须遵守法律。”

    1644年，葡萄牙获得重大外交突破：法国正式承认葡萄牙独立，并签署防御同盟条约。同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承认葡萄牙对巴西部分领土的权利（以换取贸易特权）。国际承认的网络逐渐形成。

    但国内挑战依然严峻。1645年，巴西爆发反对葡萄牙统治的起义（历史上称为“蔗糖战争”），部分种植园主不满里斯本的改革政策。若昂四世面临艰难选择：镇压起义会违背改革承诺，但允许分裂会威胁国家统一。

    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：派遣谈判代表，承诺逐步改革，保障种植园主的合法利益，同时明确国家主权不容挑战。经过一年谈判，达成妥协：巴西保留相当自治权，但承认葡萄牙主权；奴隶制改革推迟十年执行。

    “这是必要的妥协，”若昂四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，“但每次妥协都让我想起莱拉女士的警告：理念在权力面前容易弯曲。我需要找到界限：什么是可接受的妥协，什么是背叛原则。”

    他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“伦理顾问团”，由记忆网络的成员和其他独立思想家组成，定期会面，讨论政策是否符合阿尔梅达家族的理念框架。这不是正式机构，没有法律权力，但提供批判性视角。

    “我需要有人提醒我，当我开始忘记为什么开始时，”他对贝亚特里斯说，“王冠很重，容易让人低头只看脚下，忘记抬头看星星。”

    1648年，三十年战争结束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。葡萄牙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会，但通过盟友争取到条款：西班牙不得使用和约镇压葡萄牙，事实上承认了葡萄牙的作战地位。

    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葡萄牙控制了边境，但无法推进；西班牙无法征服葡萄牙，但拒绝承认独立。

    1650年，若昂四世五十岁生日。他没有举办盛大庆祝，而是访问了萨格里什——葡萄牙航海精神的摇篮。这是自独立后他第一次回到那里。

    萨格里什的变化令人感慨：西班牙瞭望塔已经拆除，但遗址上新建了葡萄牙海岸防御工事。曾经的航海学校遗址只剩几块石头，被保护起来作为历史遗迹。

    若昂四世站在悬崖边，看着大西洋。他想起了何塞——那个西班牙士兵，在压迫时期保存了这里的记忆，最终可能死在北非。他想起了莱拉，她从这里开始她的精神归航。想起了阿尔梅达家族五代人，从恩里克王子时代到现在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”海岸防御指挥官报告，“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监控整个南部海岸。”

    若昂四世点头，但心里想的是其他事情：“这里不仅是军事要地，是葡萄牙灵魂的地方。我们需要在这里建立航海学校，不是军事的，是探索的——像恩里克王子时代那样，聚集不同信仰的学者，研究海洋、星星、远方。”

    回到里斯本后，他下令在萨格里什建立“海洋研究院”，聘请阿拉伯、犹太、基督教学者，研究航海科学、海洋地理、文化交流。这是一个象征性举动，但传达了重要信息：葡萄牙重新拥抱其探索传统，但以新的、更开放的形式。

    1654年，葡萄牙与荷兰签署重要条约，结束在殖民地的长期冲突。葡萄牙承认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部分权利，荷兰承认葡萄牙对巴西、安哥拉、莫桑比克的主权。这是务实外交的胜利，但也意味着接受殖民体系的延续。

    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彻底改变一切，”若昂四世对伦理顾问团承认，“但至少我们开始对话，开始限制最残酷的做法。改革是渐进过程。”

    顾问团中，贝亚特里斯的回答代表了记忆网络的新立场：“我们理解现实的限制。但渐进不能成为停滞的借口。我们需要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和监督机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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